《金钱不能买什么》序言
迈克尔·桑德尔（著）邓正来（译）
有一些东西是金钱买不到的，但是现如今，这样的东西却不多了。今天，几乎每样东西都在待价而沽。下面便是其中几个例子：
牢房升级：每晚82美元。在加利福尼亚的圣安娜（SantaAna）和其他一些城市，非暴力罪犯可以用钱来买到更好的住宿条件：一间与不出钱的罪犯的牢房分离开来、又干净又安静的监狱牢房。
独自驾车时可以使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carpoollane）：高峰时段8美元。明尼阿波利斯和其他城市正在尝试这项举措，独自驾车的司机可花钱在多人共用车专用车道上行驶，来缓解交通阻塞的现象，价格则随着交通状况的不同而改变。
印度妈妈的代孕服务：每位美元。西方国家那些寻求代孕的夫妇们越来越多地将代孕之事外包给印度妇女，因为代孕在那里是合法的，而且价格也不足美国现行价格的1/3。
移民到美国的权利：50万美元。投资50万美元并且在高失业领域至少创造10个就业机会的外国人，就有资格获得美国绿卡并拥有永久居住权。
狩猎濒危黑犀牛的权利：每头15万美元。南非开始允许农场主把射杀有限数量犀牛的权利出售给狩猎者，以此激励农场主去饲养和保护各类濒危物种。
医生的手机号码：每年至少美元。越来越多的“礼宾”医生为那些愿意支付~美元年费的病人，提供手机咨询服务和当日预约就诊的机会。
向大气层排放碳的权利：每吨13欧元（约合18美元）。欧盟构建了一个碳排放交易市场，从而使得一些公司可以买卖排放权。
著名大学的录取名额：什么价格？尽管这方面的价格没有公示，但是美国一些顶尖学府的行政人员曾告诉《华尔街日报》，他们的学校录取了一些并不十分优秀的学生，其原因是这些学生的父母很富有，并有可能给学校捐赠一笔可观的钱。
并非每个人都有能力购买上面列出的这些东西，但是现今却有很多可以赚钱的新路子。如果你需要多挣一些钱，那么下面就是一些新的可能性：
出租你的前额（或者你身体的其他部位）用来放置商业广告：美元。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30个人，把他们的头发剃光并印上写着“需要做出改变吗？请来新西兰”广告语的临时刺青。
在制药公司的药品安全实验环节中担当人工试验对象：美元。这项报酬可以更高，也可以更低，这取决于用来检测药品效用的试验程序对试验对象的侵害程度以及所引发的痛苦。
为私人军事公司去索马里或阿富汗打仗：每天美元至每天美元不等。这项报酬根据人员的资质、经历和国籍的不同而不同。
在国会山为1位想要参加国会某场听证会的游说者通宵排队：每小时15~20美元。游说者们付钱给“排队公司”，而这些公司又雇用流浪汉和其他人去排队。
如果你是达拉斯一所一般学校的后进生，那么你每读一本书，就可以得到2美元。为了鼓励读书，孩子们每读一本书，这些学校就会奖励给他们一点钱。
如果你是个胖子，那么你在4个月内减掉14磅就可以得到美元。一些公司和健康保险公司为减肥和其他各种健康活动提供金钱激励措施。
为一位病人或老人购买一张人寿保险单，在其有生之年为其支付年度保险费，然后在他/她去世时可获得死亡收益，其价值可达数百万美元（具体收益取决于保险单中的规定）。这种在陌生人的生命上下赌注的做法，已然成就了一个亿美元的产业。陌生人死得越快，投资者赚的钱也就越多。
我们生活在一个几乎所有的东西都可以拿来买卖的时代。在过去的30年里，市场和市场价值观渐渐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是需要强调的是，我们深陷此种境地，并不是我们审慎选择的结果，它几乎像是突然降临到我们身上似的。
伴随着“冷战”的结束，市场和市场观念得到了无与伦比的声誉，这是可以理解的。事实证明，在增进富裕和繁荣方面，任何其他组织商品生产和分配的机制都不曾取得过如此的成功。然而，正当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在运作经济方面拥抱市场机制的时候，其他的事情也正在发生。市场价值观在社会生活中渐渐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经济学也正在成为一个帝国领域。今天，买卖的逻辑不再只适用于各种商品，而是越来越主宰着我们的整个生活。现在，到了我们追问自己是否想要过这种生活的时候了。
市场必胜论的时代年金融危机爆发前的那些年里，是一个信奉市场和放松监管的疯狂年代，亦即一个市场必胜论的时代（aneraofmarkettriumphalism）。这个时代始于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表达了他们的坚定信念，即市场而非政府掌管着通往繁荣和自由的钥匙。这种情况在比尔·克林顿和托尼·布莱尔的亲市场自由主义的支持下，一直延续到了20世纪90年代；他们两人虽说调和但却更加巩固了这样一种信念，即市场是实现公共善（publicgood）的首要途径。
如今，这种信念遭到了质疑，而且市场必胜论的时代也已趋于终结。金融危机不只是引发了人们对市场有效分配风险能力的质疑，而且还促使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广泛的认识，即市场已远离道德规范，因而我们需要用某种方式来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但是，这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我们应当如何重建市场与道德规范之间的联系这两点，却并非显而易见。
一些人认为，市场必胜论在道德上的核心缺陷乃是贪婪，因为贪婪致使人们进行不负责任的冒险。根据这种观点，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案便是遏制贪婪，让银行家和华尔街的高管们坚守更大的诚信和责任，并且制定各种合理的规章制度以防范类似的危机再次发生。
这种观点至多是一种片面的分析。贪婪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点肯定没错，但是另一件更重大的事情却更具危险性。过去30年所展示的最致命的变化并不是贪婪的疯涨，而是市场和市场价值观侵入了它们本不属于的那些生活领域。
与这种境况作抗争，我们不仅需要抨击贪婪，而且还需要重新思考市场在我们的社会中所应当扮演的角色。关于使市场处于其所当之处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点，我们需要用公共辩论的方式予以讨论。为了进行这种辩论，我们需要认真考虑市场的一些道德界限，而且还需要追问是否存在一些金钱不应当购买的东西。
市场和市场导向的观念向传统上由非市场规范所统辖的生活领域的入侵，乃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重大的发展之一。
让我们想一想下面的各种情形：
营利性的学校、医院和监狱不断增多，以及将战争外包给私人军事承包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私人军事承包商的雇佣军在数量上实际超过了美国军队。）
公共警力远比私人保安公司逊色——尤其在美国和英国，私人保安的数量是警察的两倍之多。
制药公司向富裕国家的消费者强力兜售处方药。（如果你曾看过美国晚间新闻里播出的电视广告，那么你会产生如下的想法便是可以理解的：世界上最大的健康危机不是疟疾、盘尾丝虫病或者失眠，而是大肆流行的勃起功能障碍症。）
商业广告大肆进入公立学校，出售公园和公共空间的“冠名权”，营销为辅助生殖而“专门设计”的卵子和精子，把怀孕事宜外包给发展中国家的代孕妈妈，公司和国家竞相买卖排放权，以及一种近乎于准许买卖选票的贿选财政制度。
这些用市场来配置健康、教育、公共安全、国家安保、犯罪审判、环境保护、娱乐、生育以及其他社会物品的做法，在30年前大多都是闻所未闻的。然而在今天，我们却多半视其为理所当然。
一切都待价而沽我们为什么对我们正朝着一个一切都待价而沽的社会迈进感到担忧呢？
这里有两个原因：一个关乎不平等，另一个关乎腐败。让我们先来看看不平等。在一个一切都可以买卖的社会里，一般收入者的生活会变得更加艰难。金钱能买到的东西越多，富足（或贫困）与否也就越发重要。
如果富足的唯一优势就是有能力购买游艇、跑车和欢度梦幻假期，那么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也就并非很重要了。但是，随着金钱最终可以买到的东西越来越多（政治影响力、良好的医疗保健、在一个安全的邻里环境中而非犯罪猖獗的地区安家、进入精英学校而非三流学校读书），收入和财富分配的重要性也就越发凸显出来。在所有好的东西都可以买卖的地方，有钱与否在世界各地都是至关重要的。
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贫困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生活在过去几十年中异常艰难的原因。不仅贫富差距拉大了，而且一切事物的商品化通过使金钱变得越发重要，而使得不平等的矛盾也变得更加尖锐了。
我们不应当把一切事务都作价待沽的第二个原因，则比较难阐述清楚。它所